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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苍蝇遭遇腐败亚文化困境

发布时间:2020-07-13 13:20:54 阅读: 来源:腻子厂家

新一轮反腐的突破口正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最近,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一种悄然流行的腐败亚文化,使潜规则盛行,也让公职人员乃至全社会对“苍蝇式”腐败几乎麻木、宽容,甚或习以为常。反腐专家和纪检干部认为,要实现反腐零容忍,必须从社会风气、制度、执法多方着手,铲除腐败亚文化的土壤。

“苍蝇式”腐败的亚文化土壤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这体现出党中央既对重大腐败案件的查办决心很大,也对腐败亚文化所滋生的“苍蝇式”腐败绝不姑息。

“腐败亚文化是指腐败群体乃至社会对腐败行为和腐败现象的一系列畸形、扭曲、反主流的判断与认知。其奉行潜规则,对公共权力者享有特权或特殊待遇的默认、宽容甚至羡慕,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扭曲。”中国职务犯罪侦查与预防研究会理事、高级检察官饶力明认为,对这种理念、行为的容忍和确认,不仅降低了民众的道德羞耻感,而且助长“苍蝇式”腐败滋生。

当前,社会上各种潜规则充斥耳目。而以自私自利为核心、以特权思想为载体、以享乐主义为表现方式的腐败亚文化逐渐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湖南省资兴市委书记陈荣伟介绍,在一些公职人员心中,认为“吃点、喝点、收点、拿点”不算腐败,习以为常;一些干部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养情妇、抽名烟、戴名表等风气司空见惯;社会生活中,上学、就业、就医、办证等过程中走后门、找关系、送礼品、派红包的现象屡见不鲜。

腐败亚文化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和扩散性。湖南郴州市苏仙区纪委书记巫初华说,当这种扭曲的社会认知和社会风气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后,腐败亚文化便作为一种独特的“反社会”“反道德”文化形态形成。

它使“苍蝇式”腐败半公开、公开化;同时,在其持续熏陶下,“苍蝇式”腐败者不以为羞耻,以致腐败的心理冲动逐渐演变为一种习惯,甚至是心理需求,成为某些人的“生活方式”,最终“苍蝇”变成“老虎”。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对于一些“苍蝇式”腐败,一些官员会以人情往来、礼尚往来、公务消费、无章可循、法不责众等为借口进行辩护;一些官员则逐渐被亚文化同化,被潜规则裹挟,进而落入“被动”腐败的深渊。

“当反腐零容忍遭遇腐败亚文化,对于为数不少的‘苍蝇’进行扑打,并清扫滋生苍蝇的土壤,其意义不亚于打掉一两只‘大老虎’。”陈荣伟认为,若任凭腐败亚文化肆意滋长,必将导致腐败的成本和底线不断降低,引发严重社会不公和不和谐因素,损害政府公信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溃于蚁穴。

腐败亚文化成因透视

近年来,我国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但为何离群众的心理感受仍有差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腐败亚文化日益蔓延渗透至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巫初华等部分基层纪检干部认为,腐败亚文化蔓延,在思想上的表现是官本位意识浓厚,在认识上的表现是对“苍蝇式”腐败的麻木和宽容,在官场上的表现则是潜规则无孔不入,在监督管理上则存在着明显的软弱化与无力感。

腐败亚文化的成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传统的官本位和“熟人社会”的影响。“千里做官为求财”说明了许多人内心深处对在政府任职有一种世俗功利性的根子。同时,“熟人社会”的人际交往规则也是腐败亚文化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不可逆”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

公共权力体系缺乏有效监督。现行的一些体制机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差距还很大,为腐败亚文化提供了可能性与成长空间。如地方决策体制方面,仍存在不够民主、权力过于集中的情况,在制度设计上为个人专断决策留下了较大空间,在监督上又为个人决策留下了规避责任的漏洞。

法律制度存在缺陷。我国现有的法律纪律对腐败亚文化中的一些潜规则仅仅停留在“不准、禁止”的层面上,尚缺乏具体定性定量的处罚措施;一些制度规章的弹性比较大,可操作性差,缺少明确的程序性规定,执行或监督的职能部门多头或缺失。

“在遇到问题时,人们仍然习惯于找关系、走路子来‘摆平’问题,而握有权力的公职人员则利用法制漏洞,进行权力的寻租和勾兑,这就是腐败亚文化的社会认同。”巫初华说,在我国法律制度还不健全、法治基础还薄弱的现实社会中,权力大于法律、人情大于法律的思想观念仍弥漫在社会各阶层。

铲除亚文化须加强执法刚性

饶力明说:“一些地方官员中,奢侈浪费、攀比成风、用人唯亲、关系办事等就是亚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这种风气必然培养出‘腐败预备队’,非下大力气根除不可。”

专家认为,铲除腐败亚文化土壤需利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改进工作作风之机打开突破口,从文化风气、制度、执行力多方面着手,让廉政文化热起来、体制机制建起来、社会监督活起来、惩治措施硬起来,大力挤压腐败亚文化和权力勾兑的生存空间。

“重中之重是增强反腐制度执行的刚性。”湖南商学院副院长、《科学制度反腐论》作者王明高教授说,中国的礼仪文化并不是滋生腐败亚文化的必然温床,所以铲除亚文化土壤的关键在于相关制度对于礼仪文化异化的行为进行限定和制裁。王明高介绍,新加坡之所以非常廉洁,主要在于新加坡法律的严密以及执行的刚性享誉全球。

“如请客送礼,新加坡的《公务员纪律条例》中规定,公务员不能接受公众的礼物和款待,因公务接受的礼品必须如实报告,价值超过50新元必须交公。违反上述规定,将构成贪污受贿罪。”王明高认为,首先必须从制度上构筑遏制“苍蝇式”腐败蔓延的堤防,增强制度执行的刚性,破除“墙上制度”、“纸上执行”等现象。

联合国反腐专家组成员、香港廉政公署原副专员郭文纬介绍,40年前,香港民众在医院看病,要向医生塞红包;小贩被警察追,要给警察塞红包;就连房子着火了,都要按规矩给消防队员“开喉费”,公众反应很大。

为此,廉政公署抓了一个送邮件找收件方要10块钱小费的邮差后,自1977年至今从来没有一例举报邮差收小费的。邮差小案的查办,使得其他公共服务领域的人也引以为戒,不敢腐败,全社会由此形成一种“伸手必被捉”的文化氛围。

郭文纬说,在香港社会,反贪腐观念已经深入人心,香港市民对贪污问题普遍持零容忍态度,廉署人员在依法打击贪腐的事上也没有任何“酌情”的空间。(《半月谈内部版》记者 陈文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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